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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6年11月26日,一男一女因飲酒,在滴滴平臺請了一名代駕王永康。在路途中,代駕駕車沖入池塘,車主逃生了,代駕司機死亡。死者家屬向滴商平臺提出賠償訴求。滴滴平臺認為家屬告錯了對象,應告實際運營方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。該公司查閱勞務合同,也沒有死者名單。原來,這是一起勞務外包,江蘇邦芒公司才是王永康的老板。但是,王永康沒有與邦芒公司簽訂勞務合同。這時,另一家人力資源公司浮出水面,表示愿意承擔賠償責任,并與死者家屬達成協議。(8月4日央視網)

  這起代駕死亡賠償案牽出了“互聯網+”時代的諸多法律空白,值得關注。

  “互聯網+”豐富了業態,并在諸多方面改變了社會關系。比如滴滴平臺與注冊平臺的代駕司機是什么關系,滴滴平臺與實際運營方又是什么關系,說不清,道不明,一旦發生責任賠償事故,真是剪不斷,理還亂,如果發生人員死亡,出現“死無對證”現象,問題更麻煩。以王永康死亡賠償案為例,如果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不主動找上門來,死者家屬恐怕不知道這家公司是真正的老板。

  那么這種復雜的關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?在“互聯網+”時代,事物是多元的、包容的。以滴滴代駕司機為例,滴滴平臺就像一家超大型超市,有意愿從事代駕服務的,可以選擇滴滴平臺實際經營的公司,也可以選擇簽約入駐平臺的其他代駕公司,同時,入駐平臺的其他公司也可以將勞務合同外包,也就是說,司機可以輾轉成為滴滴平臺的代駕。總之,彼此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。這給今后尋找責任人、劃分責任帶來了不小的麻煩。

  仍以王永康代駕意外死亡為例,表面看,王永康是滴滴平臺代駕司機,但是,王永康的勞動合同關系輾轉隱蔽,如果真正的老板逃避責任,死者家屬將無法找到真正的責任公司。

  這敲響了“互聯網+”時代如何厘清經濟和法律關系的警鐘。比如,一名司機要想注冊滴滴平臺,不論是滴滴平臺,還是實際運營公司,以及外包公司,該建立什么樣的關系,以什么樣的形式呈現或固定下來,既需要企業之間約定,還需要從法律源頭明確,做到有據可查,或者能夠按圖索驥,找到“娘家”。比如,王永康來自哪家公司,要能夠清楚地查到,且企業必須履行相關責任,不能留下空白。

  同時,這也警示網約車代駕司機,為了保護自身利益,必須與“娘家”簽訂勞務合同,且學會促使網絡證據,為今后解決經濟的法律的糾紛少些麻煩。

  再者,在“互聯網+”時代,由于彼此的法律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,有的時候,“誰主張、誰舉證”的法律規則對受害者潛在不公。以王永康代駕死亡案為例,車禍發生之后,王永康在滴滴代駕平臺的賬號被封禁無法登陸,家人無法通過手機了解到王永康的代駕記錄,無法舉證,維權受阻。所以,遇到這類問題,到底誰舉證,如何取證,需要符合實際的法律規則予以明示。

* 以上只是作者個人言論,不代表本網觀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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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舉報)2017-10-25 01:41贊(0)回復#1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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